本文作者王勇，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见智专栏作家。阅读更多文章，可点击公号头像关注，并在华尔街见闻app“订阅频道”中查看。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华尔街见闻立场。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国“两会”上，中国政府出台了“十三五”规划的纲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明确提出未来五年的GDP增长率要达到年均6.5%到7%之间，以实现之前提出的使中国2020年比2010年总收入翻一番的增长目标。对于6.5%以上这个增长率目标，学界、政策界与商业界都纷纷给出了各种解读。有观点认为这个目标定得过高，不切实际，认为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将会甚至已经跌破3.5%的大关；也有观点认为正因为过去几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得过高，所以导致了宏观经济的一系列后遗症，并且认为如果真的要执意完成6.5%的增长目标，那将会继续恶化中国的宏观经济病状，因此主张下调甚至放弃增长目标。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先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问题。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从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增速的预期就普遍性地开始下调，官方因此也造出了“新常态”这个词。当然，不同的学者对于下调的幅度与速度看法并不一致。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总量小、政府财政预算吃紧不同，2008年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翻倍，政府财政收入更是之前的好几倍，所以在世界各国纷纷搞大规模刺激的时候中国政府抛出“四万亿”刺激政策也就显得底气很足。
在这一宏观政策背景下，经济数据库随着老百姓收入的增加，他们的投资愿望也在提高，所以在各财经媒体版面报道最热闹，也最受国内与国外瞩目的是外汇、股市等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波动。而经济学家们一直论述与强调的数个“慢性病”式的结构性改革，却反倒越发显得不受重视，改革步伐缓慢、停滞、甚至倒退。如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都是硬仗，要看政府是否真的能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清理僵尸企业、促进国企改革、培育好制造业升级的土壤、开放生产型服务业、改善好社会型服务业。其中，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是关键，而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一体化改革是不应绕开的核心问题。
现在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断崖式硬着陆， 中国银行业数据甚至会出现经济/金融/社会危机。依我之见，在“十三五”的未来五年，如果平均增速维持在5%以上，中国就依然可以在维持社会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并且有财力进行各项改革。目前中国股市占金融市场总融资的比例尚小，所以股市震荡的影响虽大但是相对有限； 城市化远未完成从而一线城市的房价在近几年内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给定商业银行当中的国有银行所占比例很高，而国有银行会得到央行与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担保，所以发生大规模银行挤兑的金融危机的概率也很低；现在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依旧有限， 离人民币完全自由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发生像当年拉美国家所经历的大规模资本外逃导致经济危机的条件也不具备。虽然我不敢保证未来五年中国肯定不会发生大的社会/经济/金融危机，但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与未来五年经济走势的判断总体上保持谨慎乐观，认为发生增长率跌破3.5%的概率较小。
之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那么悲观，中国能源数据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有太多太多的政策和制度的技术性改善和提升增长的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投资的效率都还太低，同时中国政府可能要比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在乎经济增长率的维持，因为涉及长久执政合法性的关键问题：当一国政府长期地将经济高增长率当做自己的主要政绩进行宣扬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过低经济增长率也必须要负责。客观上，中国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于发达国家很多，所以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潜力巨大。而且政府目前掌握的资源依旧非常大，对经济的操控力远高于很多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虽然这种“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在很多时候更加表现为对经济效率的扭曲与压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是我觉得这种政府的强势在未来五年里依然是有利于其通过政策改革和宏观调控防控住系统性风险的。
有很多海外投资者与观察家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悲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过度自信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报道。事实上，我观察到过去的38年海外主流媒体似乎基本上就没有对中国经济真正乐观过。另一方面，我觉得还可能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宏观数据的真实性完全缺乏信心，又没有在中国的长期切身的生活体会，所以无法证伪那些令他们悲观的报导。再加上很多的所谓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都经常不太严谨，要么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做简单类比、要么与那些开放小国做简单类比，缺乏发展阶段与内生结构的开放大国的一般均衡视角。
要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我觉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政策自己“作”死，在前述那几个经济学家们已经重复无数遍的该改革的地方拖着不改而窒息；另一个是被自己吓死，明明可以扛过去的困难却硬生生地被信息的不透明和媒体的唱衰声放大，发生信心的集体崩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最终不能指望靠短期“反腐”与“威吓企业家”加以根本解决，而是需要靠民生方面的长期补短板来扶贫、来提高整体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接下来说一说6.5%的增长率目标是否定得过高而必须应该放弃。中国当前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低下，总体负债比例很高，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制定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的确，如果目标设得过高，容易导致政府揠苗助长，各级政府盲目追加扩大各种投资，导致杠杆率过高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考虑可替代的地方各级政府考核目标的调整问题，使得各种结构性改革真的得到执行和有效推进。单单降低增长率目标而不做其他调整，官员的日子自然会更好过，压力小了，但市场化改革的动力是否必然变大了呢？市场化改革的阻力是否必然变小了呢？我觉得这些需要好好思考。
有论者呼吁中国应该完全放弃增长率目标的设定，甚至认为即便是低增长率也无所谓。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低增长率的背后将意味着很多问题如高失业率，社会福利投入的减少，等等。我们不能因为太习惯于高增长率，就忘却了它的好处并幻想它很容易达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常态，对于人均收入只有8000美元左右的中国来说，如若两年内GDP增速就降到3.5%以下，我觉得各项民生改革就会停滞，社会就会不稳定，因为不止是实际速度本身，对未来的负面预期也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最适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增长目标应该为多少？这一点学术界并没有给出理论上的答案，值得进一步研究。按理说，能倒逼改革的，既可以是经济/社会危机，也可以是各级官员为实现某个（较高）增长率目标的政治压力。2010到2020年这10年的计划窗口不算短了，照理说，也是可以允许先苦后甜，一开始几年艰难推进一些改革可能增长率低一些，但只要做得好的话后面就会有改革红利增长会快一些。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均GDP的水平，技术水平差距那么大，以及还有那么多扭曲与低效制度政策的存在，如果把各种市场化改革实质性地推进，我觉得6.5%不见的就是不可行的目标。本质问题在于，现实中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倒逼机制的发挥，罪魁祸首真的只是目标增长率制定得过高这么简单么？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如果公开宣布放弃6.5%的增长目标，往下调低，那政府除了觉得没有面子以外，我认为还可能会担心将进一步放大国内外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投资与消费信心，使得实际的增长率比现在还要低，并导致一系列的严重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高增长目标可是政府自己布置的作业，没有人硬逼的。这么做是因为盲目自信、还是有理有据、还是不得不如此？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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