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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尸”一直是恐怖电影热衷的题材，想想也不无道理，一群已经死去的人，在某种奇特法术的指挥下，竟能驱驰千里，这里面的每一条元素，都足以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猎奇心理：赶尸者是怎样突破了生死之间那条动与不动的界限的？尸体中如果出现可怕的僵尸该怎样应对？走夜路的人一旦碰上赶尸者和他的队伍会是怎样一番情形？长跑还会有个把掉队的，万一有个掉队的尸体，站在夜深人静的道路中间，彷徨无依，最终它会去向哪里……这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
林正英主演的著名恐怖片《僵尸先生》中，开头的一幕大概是对赶尸情状的最佳演绎：穿着清朝官服的尸体们排成一列纵队，每具尸体的额头上都贴着黄色的符箓，穿着八卦服的赶尸匠喊着“天苍苍，野茫茫，回家了，列成行”，每摇一下铜铃，尸体们就纵身一跳，这样列队跳出义庄，消失在漆黑一片的夜色之中。
近年来，有不少电视节目试图用科学对赶尸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而本文则根据古代笔记中的记录，让读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赶尸”一窥管豹。
一、“三人住店，两人吃饭”
说来惭愧，笔者对古代笔记的涉猎不算少，但关于赶尸的记录，所见不多，而且所见的两则还都是清末到民国初年这一阶段的笔记中出现的，这至少说明，一些灵异小说动辄就把“赶尸”说成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是不大站得住脚的。
第一则见诸晚清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这也是古代笔记中对“赶尸”记载得最为清晰详尽的一篇。不过，文中并不称这种技术为“赶尸术”，而是“送尸术”，且开场先讲了一番催眠术知识，颇为有趣：“西人之催眠术，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数小时之久，而不能催至数月之久。而黔、湘间有送尸术，则以死尸而由人作法，进止听命，可历数月。”在作者徐珂看来，这种送尸术并不是常理所能揣度和解释的，“与寻常尸变因有所感触而然，或系一种电气作用者，亦异也”。
接下来是对送尸术的详细记录：贵州商人有靠砍伐、买卖木材谋生者，每年到了开春，春生水涨之时，“辄编木为筏”，乘着这样的木筏到了湖南常德等地，然后找到合适的客商，谈好了价钱，将木筏拆开卖掉，然后从陆路返乡。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旦在异地他乡病死了，“道远，尸不易回”，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人又都信奉叶落归根、狐死必首丘之类的信念，于是“同行者往往有送尸之术”，送其还家。
这种送尸术“必两人行之，乃有效”。具体的施术情形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前面做向导，尸体走在中间，另外一个人手拿一碗水——注意，这碗水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为清水，那时的清水还比较好找，泉水或井水俯拾皆是，搁到现在全国80%的地下水受污染，非把送尸人愁死不可；第二是“碗中清水必加持符咒”。送尸这一路上，走在后面的人必须保证一碗水端平，“水不倾泼，尸不倒也”。尸体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差异，仅仅是不能讲话，当然，面无血色、神情呆滞是一定的，另外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其步态与生人有细微的不同，“盖人行则行，人止则止，纯随二人步趋”，有点像是前些年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领导下乡时跟在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个别基层干部，连《僵尸先生》里面的那股子蹦跶劲儿都没有。
问题来了，长路迢迢，无论是尸体还是送尸人，总不能一路走下去不喘口气、歇个脚吧？笔记中对此是这样记载的：到了薄暮时分，需要投宿旅店时，旅店主人一看这三个人的状态，“即知为送尸之客，必另备一房与居”。当时，这样的送尸人“时时不绝于道”，所以客店的老板不仅熟悉，而且有专门的房间供他们住宿。住宿也有讲究，两个活人睡在床上，尸体则立在门侧，湖南当地还有句民谚描绘这种情形叫“三人住店，两人吃饭”。
将到家的前一天晚上，“尸必托梦于其家人，其家则将棺木衣衾，预备齐整”。等到送尸人带着尸体到了家，径直驱使尸体走进棺木内，然后，送尸人将那碗加了符咒的清水在地上一洒，尸体立刻倒下，这时要马上为其收敛，“否则其尸立变，现出腐坏之形矣”，腐败的状态与死亡时间完全一致，“如已死一月者，尸即现一月之腐状”。
二、“昼行夜止”，不走夜路
《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一则真实的“赶尸案例”：当时，有一位名叫黄泽生的军门，带兵驻军于川边，“一日，营外忽大哗”，黄泽生问出了什么事情？手下的兵丁报告，“则云有人解死尸经过，尸能自行”。黄泽生出了营帐一看，只见一个人持布旛做前导，“一尸直立，随其人，惘惘而步”。黄泽生到底是职业军官，胆子大，上前喝令送尸人站住，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送尸人回答说，这个人在旅途中死去，如果装进棺木再运回家，实在是太费事了，“特用法驱之自行，归就家以敛耳”。黄泽生又具体问他法术的详情，送尸人说：“这是我们的职业秘密，怎么可能轻易透露给外人？”黄泽生也不勉强，问此去一路需要几天才能到达目的地？回答说要四五天；又问夜里怎么解决住宿问题，回答说“置之门侧可矣”。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时空营出观，数百人皆见之”，有的人嚷嚷那也许不是一具尸体，黄泽生马上找来仵作检验，“果为死尸”。而在附近居住的当地人觉得这些当兵的少见多怪，纷纷表示“此事常有之，不足异也”。
笔者所见的另一则写“赶尸”的笔记，见于民国初年郭则沄所著的《洞灵小志》一书：“湘黔间有谙是术者，人死不敛，招术者咒之则能行。”郭则沄的记载与《清稗类钞》中对送尸术的记载颇多不同。赶尸匠不是一次只带一具尸体，而是“或二三尸，或四五尸”，赶尸匠在前面引路，尸体们成一列纵队跟在后面，每个人都以纸覆面，如果走着走着，碰到“诵经或演乐者”，必然先要阻止他们咏诵或演奏，等尸体过后才能重新开始，“否则术败”——可能是尸体也怕喧哗和吵闹，一旦被惊醒了恐不可收拾。晚上住宿的时候，所有的尸体都整齐地立之门后，“直而不仆”，但是如果进来了生人，不小心触碰到了，也会引起尸变。“如是昼行夜止，虽千里可达”。到家后要马上装殓，“稍延即腐”。开旅馆的人对这种事情见多了，所以“不为怪”。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在《洞灵小志》的记录中，赶尸匠的人数、所运尸体的数字、尸体的扮相、驱赶尸体的方式方法，都与《清稗类钞》中的记录有所不同，但相同之处则是，他们都强调赶尸是一种“昼行夜止”的行为，而不是很多电影电视中所表现的，非要走夜路不可。
三、“赶尸”为假，“背尸”是真
清末民初，正是西方科学知识大量涌入中国之时，叩开了古老而封闭，充满了愚昧和迷信的国门，对任何顽固如岩石般的头脑都形成了或多或少的冲击。所以，即便是在《洞灵小志》中记述了大量荒诞不经故事的郭则沄，也在另外一则笔记中，对赶尸现象进行了一番科学的推测：“西人言：人身咸具电气，故新死者阳电未尽，往往自动”。
有个名叫徐紫庭的人，朋友去世了，他去灵柩前哭丧，“尸忽一手动，俄两手皆动，倾之足亦动”。徐紫庭吓了一大跳，拉着死者的家人躲到庭院里，这时尸体已经从棺材里慢慢坐起，徐紫庭又和大家一起干脆躲到大门外面，把门反锁上，搭了个梯子爬上墙头，观察里面的动静。“须臾尸出庭外，两臂能运转，足行且跃，每跃益高，几及于垣”。墙头上围观的人们都吓坏了，捡了石头丢过去，尸体“似有见，复返室”。大家在外面等了很久，不见动静，便撺掇了一个胆子大的进院子里查看，发现那尸体“已就榻寝”。大伙儿一窝蜂地冲了进去，七手八脚将尸体绑缚起来装殓进棺材，钉上棺材板，这才放心。对这一事件，郭则沄认为，全过程很像是赶尸，而赶尸中的尸体只能向前而不能返步，更不会返室登榻，“若有知道者，殆阳电之未尽使然欤”？
如果这件事放到现在，法医学家给出的答案会简单而明确得多：徐紫庭的朋友并未死亡，而是处于一种“假死”状态。“假死”又称微弱死亡，是指人的循环、呼吸和脑的功能活动高度抑制，生命机能极度微弱，外表看来好像人已死亡，而实际上还活着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绝大多数“死者”需要医学人员的急救才能复苏，但是也有少量死者是可以“自行修复”，恢复生命体征的，但是由于“假死”的人多为长期陷入深度昏迷者，一旦醒来，就算是有所动作，如果得不到医学上的正确处理，也有可能重陷昏迷，这大概就是那具“尸体”为什么在庭院里折腾了一番之后，又回到棺材的原因。
至于赶尸之谜，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赶尸”为假，“背尸”是真。赶尸匠找人背起尸体，给尸身喷上特制的防腐药水，为了手足关节不至于弯曲，还在四肢捆上骨科夹板一样的竹片——这也正是尸体为什么看上去“走”得十分僵硬的原因。由于赶尸匠一路摇摆着铜铃，或念着咒语什么的，在那个迷信流行的时代，谁都避之唯恐不及，就算在阴风惨惨的气氛中看到一个大概，也在心理上添加了恐怖灵异的因素。再加上保持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有利于从“顾客”那里获取更多利益，赶尸匠们也刻意将“职业技能”加以重重保密，自然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就不胫而走了。
赶尸匠这一职业，现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前几年的一部电影《落叶归根》，讲述的其实是类似的故事：一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因病去世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土葬，赵本山演的工友“老赵”为了达成他的心愿，背着他走上了艰难而坎坷的返乡之路，等回乡之后，才发现这里已经变成水库……所谓“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老赵这样的“赶尸匠”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的行为代表了传统中国崇尚的“义”字。不过赶尸中另有一重含义，更值得我们深思，死去的尸体与常人无异，只是受到赶尸匠的某种咒语的蛊惑，于是面容呆滞、麻木不仁，所以，如果下一次您再在某个酒店看到歹徒强行拉拽女孩时，路人若无其事地走过，别怪他们，因为他们很可能只是一群任人驱使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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