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群体已日益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然而和对农民工问题投入极大的关注相比，我们的在对农民工的报道中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本研究将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分析《新华日报》从1995到2005年以来该报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探讨一下《新华日报》农民工报道上的得失及其带来的一些思考。
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群体已日益得到比以往更多的重视，然而和对农民工问题投入极大的关注相比，我们的在对农民工的报道中明显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何做好新时期对农民工的报道，如何更好地为农民工服务，已经成为一个全新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从1979年起步，经历1984年到1993年的重点延伸，1995年以后进入全面推进阶段。”[1]对民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后这一阶段内的农民工报道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江苏在全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省份，苏南苏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且分别是农民工输入和输出地区的典型代表，具有一定代表性。
之所以选择《新华日报》作为研究对象，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新华日报》是江苏省省委机关报，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其立场也不会轻易为经济利益所左右；其次，《新华日报》关照到江苏省各市县，能够反映农民工输出地（苏北）和输入地（苏南）的农民工生活，其反映的农民状况在江苏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再次，《新华日报》有长期地关注“三农”包括农民工的传统，而且在城市和农村《新华日报》都有一定的受众群。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内容分析方法为主。为了对近10年来对农民形象的塑造进行总想的把握和比较，考虑到操作的可行性和全面型，我们采用间隔抽样法（rotatedsampling），抽取1995年、1997年、1999年、2001年、2003年、2005年共6年的。在每年的《新华日报》中，采用组合周的方式，每年抽取4个组合周，第一个组合周的第一天取第一季度中的任一日期作为组合周的开始，相距12周再抽取第二个组合周，以此类推，共抽取168天的《新华日报》，获得有效样本79篇。对于所搜集到的样本，将每则报道视为一个分析单位，从新闻体裁、议题内容、报道篇幅、语义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纵观《新华日报》11年来对农民工的报道，较准确的反映了各个时期中国农民工的形象，但仍有遗憾，可谓有“得”有“失”。
周茂川在《关注农民工———一个全新的报道领域》一文中写道：“在有限的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中，报道领域总是集中在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几个有限的领域，没有对农民工的整个状况作出整体反映。”[2]
而《新华日报》不仅关注对农民工报道的焦点如农民工讨薪、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与其他党报一样关注对劳务输出的调控政策和措施，而且覆盖到法律纠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多方面反映农民工需求、提供就业信息指导、展示农民工辛勤劳动、关注民工讨薪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在对农民工子女的报道中，《新华日报》以省委机关报的广视角关注到“留守家庭”与“留守儿童”，在本研究抽取的79篇农民工报道中，仅2005年一年内就有3篇《淮安市妇联专题调研发现差生大都是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家庭”过得好么》、《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症》，其中《农村“留守家庭”过得好么》、《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综合症》均是深度报道，文中提出了留守老人、子女、孩子面临的问题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我们抽样获得的79篇报道之中，有如《农民进军广告业，豪华轿车开回家》（2003年2月20日）以及对农民工公寓的报道等6篇反映农民工生活条件改善的报道，占79篇报道的7.59%，在农民工“日常生活”题材的报道中也占到30％的比例。
在《打工仔心中的春天》（2005年2月2日）、《一位打工仔的苦乐年华》（2003年2月20日）、《农民工心中的城市排行榜》（2005年2月1日）等报道中，明显显示记者近距离的接触农民工，真实反映了农民工的生活态度、反映其所思所想，给予农民工表达自己想法和展示自己、与其他农民工交流的机会。
为了避免农民工盲目、无序的流动，《新华日报》不仅利用省级党报的资源优势组织了一些有助于合理引导农民工进城的报道，而且适时提出一些服务、、提醒类的信息，帮助农民工做出合理选择、自身权益。
如在《怎样组织农村劳动力有效流动——本报编辑部与苏州、宿迁及省劳动保障厅领导通电线日）一文中，有针对性地采访了江苏省劳动保障厅有关官员以及输出劳动力较多的宿迁市和外来工最多的苏州市，从政策、劳动力输出地、接受劳动力的城市三个方面为农民进城提供了详尽的信息和指导，如各地对农民工的需求状况、农民以怎样的形式进城、对农民进城的态度等，使农民有了详细的了解。此外，《一场关于劳务输出的“南北对线日）则在宿豫县仰化镇打工者相对集中的地方——浙江某镇与打工者进行了对话，介绍了劳务输出的新思考如“先学技术后打工”、“打工挣票子，出门换脑子，回家办厂子”这些新时期打工者的，不仅及时反映了农民工的“思考”，真实展示他们的状态，有助于城市人更全面地认识农民工，而且对那些还没有形成新、思维相对不够活跃的农民工来说，会起到一定的和引导作用。
2003年12月22日的《劳动监察提供民工：别到年关才想起讨工钱》一文，透过现象看本质，胜于后来一个个的追讨工资、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又如2001年2月7日的《带上“手艺”进城》、《民工南下请慎行》两文，提醒农民工注重培训、提醒准备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要涌向南方、另选其他打工地点，为他们提供切实有用的信息。赶在农民工大规模出行前刊发这样的报道，帮助农民工做出更合理、妥当的选择，体现了《新华日报》从农民工利益出发、为农民工着想的立场和人文关怀特色。
在本研究抽取的79篇报道之中，关于农民工的深度报道数量占到24.1％，其中叙事记述型、调查分析性、实录型分别是10篇、7篇、2篇。
如《竞有这样的“劳务输出”》（2003年2月28日）一文，盱眙县某乡镇“行囊里装的是草，包车输出的农民工是干部组织来的‘假民工’”这一为了政绩而造假的行为，这篇报道见报后影响很大。为了调查这一事件，记者深入当过“假民工”的农户家采访，并在乡仔细看了劳务输出花名册，记者“球鞋上的泥巴”让乡长不得不承认“假民工”现象，从而大白。又如《苏北错失劳务大订单带来的思考》（2005年11月16日）一文，记者分析了苏南城市为何舍近求远从安徽、重庆而不是苏北招收民工，指出苏北“性别供求倒置”、“未能主动承担起培训职能”等原因导致了苏北招工难。这样的报道让人看到问题的本质，会给苏北的劳务输出管理部门和农民工一些，进而促进苏北的劳务输出。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抽样获得的79篇农民工报道中有3篇“读者来信/答读者问”，对读者来信的及时刊登、答疑，更为快速、真实地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困惑并予以解答，是比较有效的方式。
作为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处理关于农民工的问题报道时，将农民工看作是正常的社会群体，而是客观冷静地分析农民遇到的种种问题，像对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对其中的一些违法犯罪等其他负面事件，也只是进行客观的报道，没有使用任何“污名化”的词汇。在79篇农民工报道中唯一的农民工“违法犯罪”行为的报道中，《外出打工挣钱，还乡抢劫找“财”》，也只是简单的陈述事实，而没有进行其他的渲染。
此外，《新华日报》不仅贴近农民工的实际生活进行报道，正视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真实地反映农民工生活的艰辛、农民工本身的勤劳、善良，而且在措辞上表现出了对农民工的平等和尊重，如《民工兄弟，工作不好找，不妨先培训》（2003年2月28日）的亲切口吻让人更容易产生心理接近，对也可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新华日报》对农民工生活、生产的反映是较为客观准确的，但仔细分析《新华日报》农民工报道，仍有值得探讨之处。
《新华日报》的农民工报道虽然涉及了农民工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在报道重点和报道量的调配上却有失偏颇，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关于农民工“好生活”等方面的报道过多，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在本研究抽取的79篇中，关于农民工“好生活”、“受到各级关怀”等内容的正面报道高达54篇，占总文本的68.4%；即使是中性的报道，也是一些对农民工就业的指导、服务、类的内容，如《怎样组织农村劳动力有效流动——本报编辑部与苏州、宿迁及省劳动保障厅领导通电话》、《民工兄弟，工作不好找，不妨先培训》，仍是倾向于对农民工受到众多关注和关怀的表现。而对农民工本身及围绕农民工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隐患等的报道，在所有文本中仅占到11.3％，这远远低于农民工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以及其他需要引起注意的现象或解决的问题的比例。
农民工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是正常的，可以鼓舞农民工的士气、增强其进城务工的信心，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但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不但要求每篇新闻都真实，而且应当通过连续不断的新闻报道反映出整个现实的真实。《新华日报》农民工报道中过多的正面内容则无法完整、全面反映出真实的现实，可能致使农民在是否进城或者到哪里务工等方面产生，也可能影响社会对农民工的认知，忽视一些存在的问题，进而影响到的一些决策行为也不无可能。
在一些中，农民工少有成为其叙述主体的机会，在仅有的农民工报道中，农民工也都被塑造为主流群体的“配角”。不少在报道农民工的讨薪问题、子女教育、权益保障等内容时，往往“安排”农民工扮演被引导、受帮扶的角色，长此以往形成农民工无力、的单一刻板印象。这些报道希望反映的各级、各种团体等对农民工生产、生活的指导、关怀，虽然制造出了欣欣向荣的氛围，但农民工却容易被认为是缺乏主动性、性的弱者。
遗憾的是，《新华日报》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作为被阅读的群体，报道农民工无非为了展示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包括和的注意）和农民工所的境地。新闻的意义是为了引起读者对农民工的关注和同情，从而积极配合到促进农民工地位提高的意识行动中来，而农民工却很难在媒介中找到可阅读的内容，为主动展示自己良好形象、提高社会地位所作的努力始终不见踪影。”[3]
在本研究对《新华日报》抽样获得的79篇农民工报道中，以农民工为主角的报道仅30篇，而以农民工为配角的报道则占到了60%以上。每年春节前后、春运期间的类似报道尤其多，“春运”、“返乡生活”等题材的报道共7篇，在其“日常生活”（包括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的日常生活）题材中占到29.17%，如《南通汽车巾帼服务站为学生流、民服务》、《“春风心动”助在锡打工者顺利回家》等等。这些报道反映的仍然是一些或者团体的关怀等，农民工只是作为陪衬出现。
“农民工作为城市里的一支，他们更需要我们新闻去关注、呼吁……多报道一些优秀外来农民工先进典型事例，脖子上有痣代表什么来激发鼓励农民工，把农民工引上良性轨道。”《打工者之声》公益网站吴贤德在其《城市人：请你不要这样看待农民工》发出了这样的呼声。[4]
作为党报，《新华日报》中有较多的典型报道，但对农民工的典型报道却很少。在本研究对《新华日报》抽样获得的79篇农民工报道中，对农民工典型的报道仅有《外地民工保洁员张传威在宁》、《上海打工同，返乡再度比翼飞——盐纺一对姐妹花光彩夺目》等5篇。这几篇颇有党报特色的典型报道，从城市的视角、从被城市接纳程度的深浅来衡量农民工，而在创业、致富方面的文章则少了一些，对农民工的实际引导作用有所削弱。（有是有，就是太少。
农民工的受众地位被忽视或者说轻视，这一群体不仅缺少针对性的信息，而且对他们的关怀常常局限一些具体问题、个别事件的协助如讨薪等，缺乏适当、有效的引导。一些对农民工的关注点从要求农民工迎合城市、符合城市要求的角度出发，要求城市居民在同情的基础上去“平等”地对待农民工，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这些没有考虑到农民工本身的需求，没有关注到农民工在做些什么、生活到底如何、社会回报如何等等切身的问题，这不仅可能影响的决策过程、城市人对农民工的看法、态度等，更会影响到农民工群体的认同和观念。
从报道题材看，《新华日报》的农民工报道基本局限在农民工工资和农民工子女问题等几个有限的领域，在本次统计的有关农民工的79篇报道总数中，有关农民工就业、工资和子女问题报道占到53.2％的比重，共有42篇，超过权益保障、医疗卫生、日常工作、日常生活、违法犯罪等题材报道的总和。这样的分配是对重点题材和一般题材的报道把握不准、分配不当的表现，失于片面乃至虚假，限定了人们对事物复杂性的认识。
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中面临着大大小小、难以预计的问题，但其中的许多问题几乎成了报道的盲点。在报告文学《世纪决战》一书中，作者姬广武综述了他调查到的农民工面临的问题：（1）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2）违法《合同法》与民工签订无效合同民工的现象普遍存在；（3）打工妹的妇女权益受到；（4）“打工族”子女受教育受到影响；（5）农村“留守女”境遇悲惨；（6）城市“零工”和摊贩失于管理；（7）民工犯罪日趋严重；（8）农民工倍感受到城市的歧视；（9）部分耕地出现新的荒芜。[5]
未能真实反映农民工报道的整体状况，是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原则遵守的，也其社会监测功能上的失误，既不利于农民工制度，也不利于帮助农民工在城市中获得认同感、更好地融入城市。
尽管我们从统计中欣喜地看到，对《新华日报》抽样获得的79篇报道中2003年、2005年分别有23和37篇报道，农民工报道的数量有大幅度增长，并且深度报道有所增加、体现人性化报道的特色，但是，过多的正面报道、农民工配角化、正面典型缺失、问题报道单一等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在大多数中也依然令人忧虑地普遍存在着。
应该贴近农民工、深入采访，真实全面地反映农民工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推动大的的发展。应当注重农民工报道的数量、力度、广度、深度的协调，多提供服务性、性的信息。
[2]周茂川：《关注农民工——一个全新的报道领域》，载《新闻战线]《突破都市农民工报道误区——兼谈钱江晚报农民工系列报道的成功》，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10期。
[1]方晓红，贾冰.论《》“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J］.新闻界，2005，（4）：33－36.
[2]突破都市农民工报道误区——兼谈钱江晚报农民工系列报道的成功［J］.青年记者，2006年，（10）：15－16.
[3]周茂川.关注农民工——一个全新的报道领域［J］.《新闻战线]姬广武著.世纪决战［Z］.：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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