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时，我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别墅，在广州郊区。买这套房，我也是在为退休和养老生活做一点准备。这房子既是我未来生活的载体，也是积累财富的手段。40岁的时候，我面临的选择是“进攻型”养老，还是“防御型”养老。所谓“进攻型”，就是还要做一件事，做我擅长、喜欢的事情，而不仅仅是赚钱。“防守型”就是攒一些钱，做一些投资，为自己和后代留够了存粮。其实，“防守型”的养老也有风险，谁能未来不会有大的变化和风险呢？我是不会轻易退休的，或者说不会像我爸爸那一辈，到了岁数就完全不工作了。我更喜欢“进攻型”养老，就是换一个轨道，不以谋生为目的找一件喜欢的事情和生意做。我是先把“护城河”挖出来，挣出养老的钱，然后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39岁时我进入一家新创立的地产公司，工作很忙，朋友们觉得我更有冲劲。但老之将至，我也开始考虑掉转车头。我发现原先追逐的名利，相对生命个体来说没什么意思，我是不是该为生命本身做些事情？功利与奉献，我必须选择一条。人到老年，我更愿意选择去做公益服务社会，放弃纠结的职业生涯。
我开始真正“放下”，把车转让给了朋友，还换了一个工作，做支持中医传统文化传承的公益工作。我还在帮助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老”意味着什么？无非是身体机能的衰退，劳动生产力降低，其实就是个人价值的减退。但我们总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些什么，寻找另一种贡献社会的价值点，还可以培养自己的文化情趣。老有所养，不是要有孩子养、有钱养，是要有德养、有情趣养。
中国的传统是靠子女和家庭养老。但是现在大部分家庭是独生子女，这种结构就使养儿防老难以为继，尤其是对我们这种“丁克”家庭，更要未雨绸缪了。 未来，我想找个性价比更合适的地方养老。我更愿意选择“半移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度假和定居结合起来，比如东南亚一些地方，坐飞机上午走下午到，可以住几个月，往返非常容易。在中国逐渐昂贵和稀缺的一些资源，在这些国家可能会依旧便宜。据三联生活周刊
国企程度之所以比更严重，这是由国企的性质决定的。相对于民企私企而言，它的所有权是“国家”(全民的)，它的负责人充其量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的兴衰存亡，对他们没有那么强的利害关系。
其实，“向富人征税”的在上讲，符合义务统一的。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税收与你获得的得益如影随形。”富人或者高收入者在这个体制中获得了高收益，应当向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在政协会议教育界别的小组上，回应关于教育经费没有花完问题时称，2014年全国各级财政预算共安排教育经费2.4万亿元，实际支出是2.29万亿元，确实有1千多亿元没有花完。
嫖宿幼女被以罪，这是国内首例，破冰意义自不待言。不少网友仍不满意，认为量刑5年称不上“从重处理”。其实，不必太过纠缠量刑长短，更应该将目光聚焦于此案意义以及如何废除嫖宿幼女罪。西野花梨